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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擬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無可替代”說商榷（上）

陶思明（2016.12.19）

2016年11月23日，江西省有關部門網站發布鄱陽湖水利樞紐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第一次信息公示。針對公示后社會上就該項工程（以下稱“鄱湖工程”）表示的生態擔憂、保護訴求和非工程措施解決鄱陽湖水問題的建議等，一些媒體又陸續報道了相關單位和個人對擬建“鄱湖工程”的權威性說明、積極性解釋和支持性主張等，使我對工程情況有更多了解，也看到不少負責任的說法。如：“鄱陽湖入江水道是長江與鄱陽湖的交匯點，草洲為魚類天然的產卵和攝食場所，而這一帶又是重要的采砂區，采砂嚴重破壞了魚類的產卵場、索餌場和越冬場，影響魚類的產卵繁殖。”“泥灘和草洲是經過長年累月形成的，也是越冬候鳥的主要棲息地，采砂直接破壞了泥灘和草洲，影響越冬候鳥的棲息環境。”雖然說的是“采砂”，用來反推表現形式不同的“鄱湖工程”生態影響，即修建永久性擋水建筑物加上人為定向調控，顯著改變入江水道和鄱陽湖生態系統的自然性，進而影響長江河湖生態系統多樣性及其物種多樣性，卻不失為重要參照。但另一方面，細品報道傳達出的諸如“‘建閘方案’無可替代”說、“三大作用無可替代”說或工程上馬似已決定在先說等重量級信息（為表述方便，以下通稱“無可替代”說），甚感也還存在諸多值得進一步商榷之處。試舉例如下：

一、“鄱湖工程”目的也即要解決問題上說法不一。從“無可替代”說提到至少論證過的3種方案（用地下水保障居民用水、增加飲水設施、對鄱陽湖流域水庫進行聯合調度）看，工程都指向“枯水時間提前、枯水期延長、水位超低等情況”，重在“解決湖區灌溉和居民飲水困難等民生問題”，認為“如果有了水資源，一切會好辦”。但另有說者稱“從水資源量來看，鄱陽湖不缺水。”“如果單從解決濱湖區水資源供需矛盾來說，可以通過改造提灌站和增加引水設施來解決。”“鄱陽湖水利樞紐是一項綜合利用水利工程”，“無可替代”的作用是“應對江湖關系變化作用、生態作用、改善湖區通航”，因而前述論證過的“三種辦法（方案），綜合效益都比不上建閘”。同義表述的還有“如果單從解決濱湖區季節性缺水，可以通過修建提水泵站等手段解決，但生態、航運等功能無可替代”，或“水資源供需矛盾可解決，鄱陽湖工程部分作用無可替代”等。

暫且放下某論證過的方案說流域大型水庫為鄱陽湖補水，以“滿足水庫基本功能”為前提，致使補水對鄱陽湖水位的“抬升作用非常有限”的偏頗性，和“無可替代”說盡管把公示征求“公眾對本工程建設的看法”等同已經有所決定且不可更改，并不意味著以生態代價小的“聯合調度”等非工程措施替代“鄱湖工程”的可能性就此終結了不說。僅就明顯不同的“鄱湖工程”目的說并體味其含義，不免使人感到，這樣一項要付出中國第一大河、第一大淡水湖間自古以美輪美奐自然節律互為聯系的自然價值高度不再，工程運營影響區自然生態系統所剩無多的自然性受人為驅動力行將大幅度改變，并在更大范圍更深程度上顯著威脅長江-鄱陽湖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生存發展等巨大生態代價的工程，卻在究竟要解決什么問題和為什么是“無可替代”的唯一選擇上，還不夠明確、清晰，也缺乏充分說服力，表明供給側與需求側還不夠匹配，不宜積極推動、倉促上馬。

二、“鄱湖工程”性質定位各有不同且多存在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情況。有的說“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是通過小規模的開發，實現大規模生態環境保護”，這已明顯有違事實，但更有離奇者居然指稱鄱陽湖水利樞紐本質上是一個“沒有開發任務”的“保護工程”，更難服眾。當然也有指出“水工程，一定會對利益相關方造成一定影響”者，認為“評價水利工程的好壞，是看如何平衡利弊”，可理解此說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鄱湖工程”的開發本質，不過影響力明顯不如前者。

且不論“大規模生態環境保護”具體所指和“保護工程”的本質特征、表現形式何為，及至如何平衡利弊關系。這個將橫空出世于鄱陽湖入江水道上，“設計軸線總長2993.6m，擬設置64孔泄水閘”“由泄水建筑物、通航建筑物、過魚建筑物、過江豚建筑物和連接擋水建筑物組成”，汛末（9月～次年3月底）閘門關閉“對湖區水位進行調控”，環境影響評價第一次信息公示明確告知公眾的“Ⅰ等大（1）型工程”，怎么轉眼間又成了“小規模的開發”，甚至是“沒有開發任務”的“保護工程”呢。此說如果成立，那就得請教什么是“Ⅰ等大（1）型工程”，眼下中國“大”規模的開發會大到什么程度，“開發工程”和“保護工程”在表現形式、認定標準上會有什么本質區別。既然是“保護工程”，也還得請教究竟通過什么途徑減免了什么人類活動威脅，改善或滿足了什么保護對象的什么需求，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長期受到人類管控束縛的自然力，提升了河湖生態系統的自然性，包括魚類“三場一通道”在內水生生物生境具體有哪些恢復改善，鄱陽湖濕地能否維持代表其價值高度的自然變異性等。提出這些問題，對一個投資130億元的“保護工程”不能說過分了，畢竟保護不能標簽化。

大家向來認為資源開發等人類活動強烈，自然生態系統不堪重負而功能退化、環境問題凸顯，正在“落實綠色發展理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任何人類活動干擾的減輕減緩減免、威脅的解除，即為生態文明表現和保護實質進展。而“鄱湖工程”試圖以人工控制代替江湖聯通自然模式，進而變江湖自然關系為人工調控關系，實現的是人的意志，張揚的是人為力，抑制的是河湖生態系統演化發展的自然性，打亂的是自然秩序，說破壞生態平衡有些不合適，但起碼阻礙、干擾生態系統難平衡，怎么能說是“小規模的開發”，哪有這樣的“保護工程”。

三、依客觀情況科學評估“鄱陽湖水問題”上存疑。“無可替代”說分別有鄱陽湖“枯期水位偏低將是常態化”和“鄱陽湖枯水常態化和趨勢化的新變化”等不同表述，并以“隨著水位走低，鄱陽湖底總長2930米的‘全國最長湖中石橋’也露出水面”為例，說明鄱陽湖“重病在身”、問題嚴重?？墒钦埓蠹乙欢ú灰浟?，自然鄱陽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洪水期一大片，枯水期一條線”（《中國自然資源叢書綜合卷》，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水位落差枯季大，洪季小”（《長江三峽工程對生態與環境影響及其對策研究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87），“河水水位隨季節漲落，湖泊水位也隨之變化”（《中國濕地》，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我們以科學精神求真務實認識“鄱陽湖水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怎么能離開自然背景看變化，似乎要把歷史以降就有的自然現象揮而去之，或者要把自然基礎上受自然力和人為力共同影響而本來會有的一些增量甚至極端變化，要看作什么全新現象，擔心其可能常態化、趨勢化等。

自然生態系統每時每刻都在變化，特別是諸多資源開發利用和人工定向調控工程，更促進了這種變化，也即我們通常所說人類活動破壞了生態系統平衡，也干擾生態系統再平衡。鄱陽湖生態系統概莫能外，更因其“是受江、河制約而形成的連河湖”（《中國湖泊環境》，海洋出版社，1995），湖自身少有主導權，長江和贛江等5河水系變，鄱陽湖不由自主跟著變，因而變化更多，甚至變幅也更大，這都是事實。不過廬山市地標性建筑千年石島“落星墩”不時裸露，不也雄辯地說明了鄱陽湖“枯期水位偏低”，雖然是現實的，卻也是歷史的，其之源遠流長，盡現千變萬化中自然生態系統各自本色的不可更改性，否則古人何以需要以及如何建造得了“落星墩”。再者，假如鄱陽湖像大家現在所期望的永無枯水期，“落星墩”永遠深藏不露，何以會有廬山市“地標性建筑”之說。

由此而對今日之鄱陽湖的湖態，我們最好能以生態文明理念為根本遵循，抱持平常心，現實與歷史、變化與反變化相互照應起來看。人們長期對鄱陽湖及其相關江河水系的過度開發利用，破壞了鄱陽湖原本微弱的自我平衡能力，出現了大家所說的鄱陽湖水問題，這個一定要解決，但也不能沒有根據、更沒有必要奢望人工能調控出一個想象中的超自然的鄱陽湖來。試想鄱陽湖如果封閉起來不受大環境影響，不與贛江等5河水系和長江及降水、四季變化等自然節律起舞，全天候保持高水位，污染物有進無出且難以自我降解，生境單一，陸生生物少了，水生生物更出不去進不來，它將會變成什么樣，是否更好、更有利于人的發展？

又如“人工采砂作用較小”說。不說以河床湖底為作業區，以疏松、搬運、挪騰出新空間為特征的挖砂活動，對“鄱陽湖入江水道段的總容積擴大量”（對應湖水入江量加大）的主原因——入江水道沖刷，有著巨大貢獻，那直接的“挖沙貢獻率約占1/3”了，怎么還是“作用較小”呢。更有以年挖砂量對應湖水損失量（填充挖砂騰出的空間）者，認為鄱陽湖水量那么大，挖砂影響微不足道，恐怕不能這樣以等量水代替等量砂，極其機械地看挖砂的環境效應，這難免有轉移挖砂生態環境問題本質和社會關注焦點之嫌。相比之下，前述從如何擴大了入江水道容積量角度看挖砂對鄱陽湖水問題的影響，極具充分合理性，應給予高度評價，當然還有棲息地破壞、水生生物干擾、水文變化、水質影響等角度，都不可偏廢。鄱陽湖有N多影響因子，挖砂也有N多影響，僅就計算的對入江水道沖刷的貢獻，已三分天下有其一，千萬不可小看了。鄱陽湖水問題成因不是單一因素，解決問題也不可能一通百通、一順百順，最好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

四、對鄱陽湖生態環境提出更高要求于江西有失公允。“無可替代”說認為，“鄱陽湖枯水常態化和趨勢化的新變化，造成枯水期水資源、水生態、水環境承載力嚴重不足，對湖區民生、生態、經濟等多方面造成嚴重影響。”“如果任由鄱陽湖‘枯水’繼續而不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將對鄱陽湖區生活、經濟、生態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前一句強調影響的事實性，后一句強調影響的預測性。更有說者感嘆若“換位思考，站在湖區百姓的立場上，他們的出路在哪里？”試圖通過激發人的同情心、喚起社會共鳴，來加重鄱陽湖水問題份量。還有“江豚瀕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枯水是重要的原因，如果任由枯水發展，鄱陽湖江豚必然會減少，專家冀望的‘最后避難所’將不復存在”等警告性論述。照以上各說用詞、語義深入理解、合理推斷，應該現在甚至這些年來鄱陽湖水問題很突出，生態環境很不好，既嚴重影響、制約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鄱陽湖區乃至長江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更危及民生大事，不盡早解決無人能擔得起這份責任。

然而可以查證的是，“十二五”期間江西綜合實力和區域競爭力明顯提高，城鄉面貌發生深刻變化，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部分經濟指標實現“總量翻番、位次前移”。2015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16723.8億元，增長9.1%；財政總收入3021.5億元，增長12.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00元，增長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39元，增長10.1%等（江西省人民政府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人民網）。取得如此驕人的發展業績，如果離開了“以江西省30%的國土面積，承載了全省近50%的人口，創造了60%以上的經濟總量”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良好發展，當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鄱陽湖水有洪、枯交錯，就有與其相適應的生產發展模式，這是人類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偉大精神之所在，成就了鄱陽湖區乃至江西的物華天寶和魚米之鄉美譽，數千年長盛不衰。今天有問題肯定要解決，也一定能解決，但不能因此就只看到不利的一面。否則，還怎么往前發展，就算上馬“鄱湖工程”，不是也要等些年頭才可“受益”啊。

而鄱陽湖生態環境肯定大不如前，但是否就一團糟了？不說擁有一批名揚國內外的自然保護區、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和水文化遺產，正在實施國務院批復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以及濕地等保護工程，是國際重要濕地和第十四屆世界生命湖泊大會舉辦地，“全球湖泊保護標桿”桂冠在身等。僅以鳥類和江豚為例，有人描述全球99%的白鶴、30~40%的白頭鶴、20~30%的白枕鶴、80~90%的東方白鸛、60%以上的鴻雁等，均在鄱陽湖越冬；有媒體報道科考發現，鄱陽湖“枯水期長江江豚吃喝不愁”（江西日報，2011.2.28）；“鄱陽湖成長江江豚‘最后避難所’，連續10年數量穩定全國罕見”（中國江西網，2015）等。鳥類和江豚只是鄱陽湖區不同物種類別和眾多物種的嬌嬌代表者，它們的欣欣向榮基本反映了這里生物多樣性的整體面貌。

大家都是辯證唯物論者、實事求是派，這怎么能得出鄱陽湖生態環境急需“鄱湖工程”來“保護”的結論呢？再者，受人類活動影響所有自然生態系統都在退化，水生態更是重災區，所以要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行河長制，持續“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在此一大環境下，怎可寄望鄱陽湖生態環境更加一花獨秀，依托鄱陽湖的發展更加超群出眾、萬事盡如我意。“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離開自然背景和經濟社會現狀，對鄱陽湖區生態環境以及依托鄱陽湖的發展提出更高要求，實為對江西有不公允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