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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是全球三大生態系統之一，是重點生態功能區，覆蓋了地球表面僅6%的面積，卻為40%的已知物種提供了生存環境，被譽為“地球之腎”。據估算，全世界有超過10億人依靠濕地為生，全球濕地每年為人類提供生態服務功能價值高達47.4萬億美元。盡管濕地對全球可持續發展有重大貢獻，但人類非理性的開疆拓土、填海造田，拓展出大量農業空間與城市空間，日益蠶食了濕地的生存空間，致使濕地面積減少和功能退化，人與濕地關系沖突不斷。當前，在我國大力提倡循環經濟的背景下，必須實行最嚴格的濕地保護制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對現有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生態過程進行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管護。唯有在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的同時，進行可持續性開發，扛牢堅守濕地紅線的責任，才能長享濕地發展紅利，實現保“紅線”與變“紅利”的良性發展。

加強保護和監管濕地資源的緊迫性。守護濕地就是守護人類本身。2024年，世界濕地日的主題是“濕地與人類福祉”，突出強調濕地系統為人類提供的營養、靈感和復原力。中國是世界上濕地類型最齊全、數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濕地資源“家底豐厚”。據統計，我國濕地面積達5635萬公頃，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全國有82處國際重要濕地、58處國家重要濕地、903處國家濕地公園、13個國際濕地城市。這些資源有效發揮涵養水源、凈化水質、維護生物多樣性、蓄洪防旱、調節氣候和固碳等總體生態功能，通過經濟和非經濟方式給予了人們多層面的生態福利。不能回避的是，我國濕地生態系統仍然存在“赤字”問題，比如，棲息地的喪失、環境污染、外來物種入侵、氣候變化等。當前，我國濕地保護雖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有些地方對濕地的重要性認識不深，部分地區破壞和過度利用現象依然存在，依法保護和監管力度不強，濕地修復的科學性和系統性有待加強。另一方面，不同管理部門之間規章大量重疊、目的之間存在沖突，多部門協作機制亟待強化，濕地生態、社會和經濟綜合效益未能充分顯現。因此，大力推動濕地資源保護與監管勢在必行。

在保護與監管中持續釋放濕地價值紅利。從濕地國際布局看，2025年《濕地公約》第十五屆締約方大會的Logo，凸顯了人類保護與監管濕地生態系統的重要使命。我國要保留濕地的原真性、完整性與延續性，必須堅定不移把保護擺在第一位，盡最大努力保持濕地生態和水環境，在“規定動作”中有新的“自選動作”，以此提升保護和監管效能。

保持推行濕地休養生息的戰略定力。從本質看，濕地是一種自我調適性很強的生命棲息地，確保濕地生態健康最好的方式是賦予濕地充足的休養生息時空。一是嚴格執行濕地休養生息機制。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出發，從維護人的生命健康實際出發，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濕地，把更多重要濕地資源納入自然保護地。二是保持對濕地資源的敬畏之心。濕地開發利用要有“等一等”“停一停”的底氣與魄力，確保一定時間內對其“不打擾”“不折騰”。比如，從濕地空間范圍看，不打破濕地面積的“臨界規模”，確保濕地的生態承載力穩步運行。三是不與濕地爭奪發展空間。發展旅游不能犧牲濕地生態環境，不能搞過度商業化開發，不能搞一些影響生態環境的建筑，不能吃子孫飯。比如，從濕地生物種群數量看，不打破生物物種的“臨界規模”，確保生物多樣性繁衍的充足空間。

增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剛性約束力。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是調和濕地經濟學準則與生態學準則沖突的金鑰匙。從經濟學準則看，濕地開發與保護的經濟學標準，是依據資源開發所形成的經濟凈效益。從生態學準則看，其根本要求在于任何開發利用濕地資源的經濟活動，都不能影響濕地生態系統功能的正常運行。當下，必須以法治手段平衡濕地經濟學準則與生態學準則。一是立足地方濕地保護工作需求，嚴格執行濕地保護法、水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督促指導有關地方結合實際制定修訂濕地保護的地方性法規。二是相關部門依法依規對濕地保護、修復、利用等進行監督檢查，嚴厲查處破壞濕地的違法行為，開展濕地保護約談，對相關單位和責任人進行嚴肅追責，加大執法工作力度，讓嚴的法律責任落到實處。三是樹立濕地開發的正確政績觀。實行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將濕地保護成效納入地方政府綜合績效評價體系。比如，在林長制、湖長制考核范圍中開展濕地保護率等指標考核，確保濕地利用保持合理空間。

強化相關責任主體的執行聯動力。濕地保護與監管是一項整合性、協同性的工作，橫向、縱向聯動是關鍵。一是建立信息垂直通報機制。林業草原主管部門有責任會同自然資源、水行政、住房城鄉建設、生態環境、農業農村等主管部門按照職責分工上下聯動，形成一體化推進保護濕地工作的大格局。二是建立保護協作管理機制。建立和完善濕地資源調查評價、面積總量管控、分級管理、生態修復等重要配套制度，向有關部門共享濕地調查監測數據、規劃數據和名錄管理數據等，協同推進濕地保護與國土綠化、水土流失治理、岸線整治等工程建設，不同部門形成長效合力。三是強化責任主體對政策的執行力。當前，我國陸續制定出臺了關于濕地較為完備的文件、規范和標準等。比如，《全國濕地保護規劃（2022—2030年）》、《小微濕地保護與管理規范》國家標準、《濕地生態修復技術規程》行業標準等。不同層級、不同部門聯動協作、執行有力，必將大大提高濕地保護和監管的效能。

強化典型創新模式的培優引領力。選樹培優是地方創新實踐的標桿和動力，將為全國濕地保護節約大量時間成本、減少試錯成本。比如，2024年江蘇無錫開展“濕地帶”試點建設。“濕地帶”將種植苦草、睡蓮、蘆葦等水生植物，并投放鰱魚、鳙魚等水生動物，逐步構建起穩定的水生生物群落，從而提升水體自凈能力。又如，福建閩江河口賦予濕地“戶口本”。此次確權登記全面摸清了閩江河口濕地各類自然資源的質量、數量和保護訴求，通過法律手段公示明確其權屬、用途及生態保護要求等，為濕地資源有效保護和開發利用提供了重要借鑒。

強化精準監測監管的智能支撐力。從實踐看，人工智能對濕地生態系統形成與演化、濕地生態水文過程、濕地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等方面具有技術監測與監管優勢。一是真正發揮濕地生態站專項“前哨”作用。濕地生態站的關鍵作用是積累濕地生態系統長期動態觀測與實驗數據，探索濕地生態系統動態變化的規律，推廣濕地保護與修復的技術模式，為濕地相關國家戰略提供決策支持。二是完善智慧濕地監管平臺。平臺以低空無人機監測數據為基礎，以衛星遙感數據為底圖，結合實地輔助調查數據，構建集成衛星遙感、無人機航測遙感和地面觀測的“空天地”觀測網絡，實現對濕地生態要素的可視化。三是構建濕地動態監管體系。運用“互聯網 實時監控 云端訪問”技術，實時在線監測濕地資源生態因子的相關狀況，形成濕地生態數據庫，準確把控濕地生態變化并及時預警，重點開展國家重要濕地動態監測，指導開展省級重要濕地動態監測。

提高公眾價值效應的場景感知力。濕地是為公眾服務的，濕地保護修復得好不好，公眾最有發言權。一是創新濕地功能的宣傳路徑，讓公眾可感可及。結合《濕地公約》締約方大會、世界濕地日、濕地保護宣傳周等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增強全社會濕地保護的動力。二是創新公眾參與模式。探索建立公眾開展濕地監管活動的付費機制。適度開放自然教育和生態體驗領域，推動濕地生態工程全民共建、生態產品全民共享，提高濕地保護的大眾參與度和獲得感。三是建立濕地保護公眾監督機制。鼓勵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志愿者開展濕地保護監督活動，廣泛運用線上線下多種途徑對公眾開展監督培訓，增強全民監督意識。